宋仁宗和他的君臣共治

——讀吳鉤新著《宋仁宗:共治時代》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九江市委員會發布日期:2020年05月15日打印本頁關閉窗口

宋仁宗趙禎,這個十三歲就坐上皇位,卻一生都沒走出汴梁城的大宋皇帝,“是一位在位時間很長、存在感卻極低的皇帝。”宋仁宗執政時期,被林語堂先生譽為中國文人“最好的時代”。其中,“唐宋八大家”六位是北宋人,歐陽修、蘇洵、蘇軾、蘇轍、曾鞏、王安石、晏殊、范仲淹、柳永、李清照等“文人天團”閃爍古今。除了文學界,學術界、科學界、政治界,“仁宗朝人才之盛,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。”在新著《宋仁宗:共治時代》中,知名文史學者吳鉤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宋仁宗。其中,既包含他作為個體所經歷的喜怒哀樂,更著力刻畫他作為皇帝要面臨的重重考驗。

“‘為人君,止于仁。’帝誠無愧焉。”《宋史》對趙禎的“官方評價”得到了史家的肯定,“宋興一百五十余載矣,號稱太平,饗國長久,遺民至今思之者,莫如仁宗皇帝……以致慶歷、嘉佑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,遠過漢唐,幾有三代之風。”

“君主是一種制度……正因為君主是一種制度,仁宗往往被當成這一制度中的一個符號、一種象征……因而,君主不應該表現出過于明顯的個性,不應該流露出個人的愛憎……作為君主的仁宗與作為個人的趙禎,這兩種角色有時候是互相沖突的——當發生角色沖突時,仁宗常常選擇克制自己的個人情感與偏好。仁宗之所以為后世士大夫所稱道,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。”正如吳鉤所言,“(仁宗)在位四十二年之間,吏治若偷惰,而任事蔑殘刻之人;刑法似縱弛,而決獄多平允之士。國未嘗無弊幸,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;朝未嘗無小人,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。君臣上下惻怛之心,忠厚之政,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。子孫一矯其所為,馴致于亂。”故而,史家把趙禎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為“仁宗盛治”,毫無違和感。

在《宋仁宗:共治時代》中,作者吳鉤以時間為線索,起筆于“貍貓換太子”考證,繼而濃墨重彩地講述了“仁宗親政”之后的“邊境風云”“慶歷新政”和“嘉佑之治”,最后落筆于“(仁宗)最后的歲月”,重點闡釋了趙禎既為人子、人夫、又為一國之君主的善良與懦弱、仁慈與寬厚,以及他的愛與哀愁、進取與退縮和他的堅持與妥協、任性與克制,還有他面對宿命的無可奈何。

在專制體制下,一個理想文人社會的形成,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君主的素質和自覺。在宋朝重文輕武的開國國策指導之下,宋仁宗以其對皇帝角色的深刻理解、溫和包容的性格,與其治下宰輔大臣逐漸構筑出一套相對良性的王朝運作機制。不僅臺諫制度、考試制度得到改革與完善,“和而不同”的慶歷士風也得以樹立。

“仁宗尤以涵養士類為急,故自治平至元祜,悉獲共享”(南宋·李璧《行狀》),不僅范仲淹、歐陽修、韓琦、富弼、張方平、包拯等大批慶歷名臣成為這一時期舞臺上的主角,司馬光、王安石、蘇軾、蘇轍也在仁宗朝嶄露頭角。“親賢禮下,大臣有賜坐之儀、造膝之請。諫官有入閣議事、對仗讀彈文之典,君臣之交藹如也”(明·袁袠《世緯》卷上),也正是在仁宗朝,三權相互制約、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得以形成,使慶歷之政在整個古代專制政治史中,顯得別開生面,其中的一些核心內容,被不斷重塑、整合到北宋“祖宗之法”中,成為后世文人政治的美好記憶。

通過宋仁宗的一生回顧與其開創的那個無與倫比的時代對比分析,吳鉤在《宋仁宗:共治時代》中以翔實的史料回答了“什么樣的皇帝才是稱職的皇帝”“為什么宋仁宗這樣一個大家普遍忽略的平庸之主,卻締造了中華文明的黃金時代”這兩個重要的問題。讀之,有史,有料,長見識。(來源:江西政協報 作者:劉英團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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